國家工商總局與阿里巴巴的“掐架”，成為過去一周最吸引眼球的事件之一。1月30日，工商總局局長張茅會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并“深入交談”。雙方表示，將共同探索管理模式，促進網絡經濟健康有序發展。這一事件似乎得以階段性平息，然而，這一出人意料的解決方式卻留下了諸多懸念。最主要的疑問，就是在電商領域，監督者和被監督者的正常關系究竟該當如何？
此番爭執的導火索很明了。1月23日，工商總局在其網站發布《2014年下半年網絡交易商品定向監測結果》，披露淘寶網的正品率僅為37%。對此，阿里巴巴方面強烈不認同，指責樣本抽取量不夠、方法失當；“正品”的定義失度。對這些“技術問題”，阿里巴巴有權利提出行政復議，但卻選擇了通過互聯網公開挑戰監管部門，并指名道姓批評工商總局網絡交易監管司司長劉紅亮“情緒執法”。而尊嚴受到冒犯的工商總局則喝令阿里巴巴方面“守住底線，克服傲慢情緒。法律面前沒有特殊的市場主體，阿里系主要高管要有底線意識和底線思維”。
在健全的法治環境下，雙方均可通過行政乃至司法渠道，表達自己的合理訴求。令人遺憾的是，雙方都沒有這樣做，而是選擇了類似“當街對罵”的方式，引來輿論“不規范對不專業”之譏。或許不少人還為一家公司公開挑戰監管部門而拍手叫好。這在一個有著抑商文化傳統、公權力約束不夠的國度是罕有之事，容易使人興奮。不過，隨著事態的逐步發展，雙方的爭論離原初的實質性問題越來越遠：那就是淘寶究竟賣了多少假貨；對這種行為，依照國家法律法規，監管又當如何懲治？阿里巴巴方面將如何整改。簡言之，公眾希望看到表態，更希望看到實效。
網絡交易是新興業態，需要探索新型監管模式。人們對電商需對假貨承擔多少責任，也認識不一。有人認為，阿里巴巴畢竟只是平臺，監管者不可責之過嚴。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阿里巴巴從假貨銷售中獲益，消費者卻為此埋單，打擊假貨是阿里巴巴應該承擔的責任。
網絡交易，沒有、也不可能改變交易的本質。作為第三方平臺自有其民法規定的責任和義務，如同證券第三方存管中，投資者的資金不應被挪用、盜取；如果電商平臺知假售假，還可能觸犯刑法。畢竟，公共利益是基本出發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明確規定了網絡交易平臺承擔連帶責任的條件，正在制定過程中的《電子商務法》也會以強化網絡交易平臺的責任和義務為原則。
阿里巴巴方面列舉了其為打擊假貨而付出的努力。如果屬實，這是值得肯定的。問題在于，法律并不看重其一再強調的打假困難，而主要看其行為后果。如果阿里巴巴方面沒有足夠能力減少和控制淘寶上的假貨比例，它就應當主動限制業務規模和范圍，以使其經營能力與社會責任相匹配。這是現代社會中企業公民的本份，而不應當指望監管部門對其一味“開放包容”。一句話，網絡時代的英雄，并沒有自動獲得凌駕于公序良俗和法律之上的特權。
國家工商總局，作為監管者，也有其清楚的定位。2008年，國務院批準的《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顯示，其主要職責包括，“承擔依法規范和維護各類市場經營秩序的責任，負責監督管理市場交易行為和網絡商品交易及有關服務的行為。承擔監督管理流通領域商品質量和流通環節食品安全的責任，組織開展有關服務領域消費維權工作，按分工查處假冒偽劣等違法行為，指導消費者咨詢、申訴、舉報受理、處理和網絡體系建設等工作，保護經營者、消費者合法權益。”
應當說，國家工商總局，特別是網監司，對阿里巴巴的行為給予了持續關注。2014年7月16日，網監司行政指導工作小組聯合當地工商部門專門針對阿里巴巴召開的行政指導座談會即為一例。該座談會紀要（即所謂白皮書）直稱，“阿里巴巴集團對阿里系網絡交易平臺存在的違法經營行為，長期沒有引起足夠重視，長期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治理，以致養癰成患，不僅使自身面臨成立以來的最大誠信危機，也對其他網絡經營者依法合規開展經營活動產生不良示范影響”，其中提到包括主體準入、商品銷售、交易行為管理等五大方面19個問題，也不可謂不細致。
不過，工商總局的監管哲學中顯然摻雜了過多其他因素。此次指導座談會恰恰說明了這一點。正如工商總局日前所承認，“為了不影響阿里系上市前的工作進展，該座談會以內部封閉的形式進行。”懷有如此苦衷，著實令人驚詫。遍覽工商總局職能定位，也找不出它為了阿里巴巴順利上市，便加以掩蓋回護的理由。
答案恐怕在別處。在多個省市工商部門發布的網絡市場監管的規劃文件中，打擊假貨從來不是重點內容。相形之下，擴大市場準入，積極培育網絡經營者以及網絡交易平臺，才是工商部門更為重要的工作部署。阿里巴巴所在的浙江省工商局，在2012年的網絡市場監管規劃中明確指出，圍繞通過三到五年的努力，實現全省網絡市場250家，網絡市場成交額達到2萬億元的這一總體目標。這是“唯GDP論”在監管上的體現。
事實證明，如此監管的效果并不好。阿里巴巴售假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演變為轟動一時的公共事件。阿里巴巴近來的公開挑戰表明，它對監管部門的行為并不認同，而是報之以工商總局人士所說的“傲慢”，指責官員“情緒化執法”。
事情的進展曲折多變，而結局出乎人們意料。1月28日，工商總局網監司發布“白皮書”，披露座談會內情。隨后，“半路殺出程咬金”，五家美國律師事務所公布，要代表投資者就阿里巴巴及其管理者是否違反美國證券法規展開調查。1月30日，張茅與馬云會面。當天晚間22點，國家工商總局發言人表示，該文并非白皮書，實質是行政指導座談會會議記錄，不具有法律效力。
邏輯清晰的事態表明，掐架已超出雙方可掌控范圍，雙方都急于息事寧人。阿里巴巴方面可能更強烈地感到“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完整經歷了紐交所上市的馬云，對美國證券市場的集體訴訟的威力并不陌生。而座談會會議記錄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顯然已非工商總局可以裁定。
依據新規制經濟學，監管者與被監管者存在一連串博弈，而監管著重要解決信息不對稱和激勵問題。對于阿里巴巴，工商總局客觀上在“管中帶縱”與“怒中含撫”中振蕩，而在事中監管和事后監管上均未能嚴格盡職，與監管者理應追求的“No fear, No favor”（無懼無私）適成對比。公眾會問，既然監管部門已經發現那么多問題為什么不執法？這些存在的問題在上市過程中為什么沒有披露？投行的盡職調查怎么做的？阿里巴巴的估值怎么判定？這是不是意味著公權力曾經有意識地保護了背景雄厚的商家？這些問題都是一次“張馬會”不可能消除的。
阿里巴巴的名稱，顯示了公司創業者對正義和智慧的追求。然而，對于消費者而言，在其平臺上大肆售賣假貨者，無異于“四十大盜”。日前，國際知名媒體《經濟學人》載文，抨擊當今科技富豪們和百年前的資本家巨頭們存在很多共同之處。在依靠壟斷地位攫取天量財富的同時，卻自我膨脹、無視法律。如何在保護“互聯網英雄”的企業家精神的同時，合理合規地監管，監管者需要阿拉伯傳說中少女美加娜般的智慧，企業家需要阿里巴巴般的樸實和正直，一方不縱，一方不驕，中國網絡交易市場才能“芝麻開門”。■
